胡夕春教授：首先，主要区别之一是乳腺癌总发病率，白种人的总发病率较高，在80/10万左右；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更高，甚超过100/10万；中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乳腺癌发病率较低，约30-40/10万，随着近年的发展，我国的发病率明显升高，目前沿海城市可达60-70/10万。其次，另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我国绝经前的患者比较多，中位发病年龄在45-46岁左右；而国外是绝经后的较多。

《肿瘤瞭望》：对中国绝经前晚期HR+乳腺癌患者，卵巢功能抑制的使用在临床上存在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胡夕春教授：对于HR+晚期绝经前的乳腺癌患者来说，我国绝经前的患者比较多，国外较少，所以国外循证医学证据并不是很多。2018年ASCO会议中的关于Ribociclib的研究，特别入组了绝经前的患者，以前我们认为绝经前的和绝经后的乳腺癌属于两种疾病，尤其是年龄小于35岁的乳腺癌患者，完全作为另外一种疾病处理。结合该研究结果及现在国际上的专家共识，若加上卵巢功能抑制，如手术切除卵巢或药物达到卵巢功能抑制（OFS），则应按照绝经后的乳腺癌一样去处理，这是该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

《肿瘤瞭望》：HR+乳腺癌不推荐进行雌激素水平监测的原因有哪些？

胡夕春教授：雌激素水平检测如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等的检测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患者是绝经前、围绝经期还是真正绝经后的状态。CBCS在我国实际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不同的医院采用不同的机器和试剂盒，至少有17种机器同时存在临床中，但我国并无统一的女性绝经前、围绝经期或绝经后的激素水平的正常标准，临床实践中很难判断检测结果的可依据性。另外激素在人体内的含量非常非常低，在10-15pmol级别，很容易产生实验误差。所以CBCS共识强调，激素水平仅仅作为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而临床医生对绝经定义的把握及判断更为重要。

《肿瘤瞭望》：对HR+晚期乳腺癌患者，ABC4和CBCS都提到内分泌治疗优先，我国的现状如何，您怎样考虑药物选择？

胡夕春教授：我们比较了晚期HR阳性/HER2阴性患者群国内外的临床实践，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我国以化疗居多，国外较少。这主要与我国的医疗环境有关系，尤其是药占比，医生实行化疗后，还会有注射费、观察费、住院费的空间；而内分泌治疗绝大多数都是口服药物，药占比极高，甚至可达100%，这是很大的问题。有幸我国对此类患者在宣传，内分泌治疗的优选性，现在内分泌治疗也用的越来越多了。另一个可喜的现状是，我国很多药物已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包括17种抗肿瘤药物，均注明不占药占比，所以在我国晚期的HR+/HER2-乳腺癌患者中，内分泌治疗的应用也会逐渐与国际接轨。

《肿瘤瞭望》：2019年即将更新CBCS指南，您认为对HR+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有哪些需要更新的地方？

胡夕春教授：我觉得对于此类患者最需要更新的是把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会写进去，作为一个治疗标准，因为当下欧洲的指南及美国的NCCN指南，都将其作为一线的标准治疗推荐。2017版CBCS指南因Palbociclib，Ribociclib和Abemaciclib等CDK4/6抑制剂未在中国上市而未写明，而现在我们有了第一个CDK4/6抑制剂Palbociclib，所以我们的指南、共识就应该反映治疗的变化，跟上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