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7年CSCO学术年会(CSCO 2017)正在厦门如火如荼般召开,大会设立了两个肿瘤放射治疗论坛,分别以“高新技术引领精准放疗”和“精准药物助力精准放疗”为主题
编者按:第20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7年CSCO学术年会(CSCO 2017)正在厦门如火如荼般召开,大会设立了两个肿瘤放射治疗论坛,分别以“高新技术引领精准放疗”和“精准药物助力精准放疗”为主题,邀请到了中美肿瘤放射治疗领域的顶尖专家,就肿瘤放射治疗的一系列技术进展和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治疗作精彩的专题报告。本刊有幸采访了肿瘤放疗届的三位大咖:王绿化教授、陈明教授和夏廷毅教授,分析中国的放射治疗的现状,点评放疗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展望放疗领域的研究方向。
《肿瘤瞭望》:请您谈一谈肿瘤放射治疗在中国的现状。
王绿化教授:药物治疗、化疗和放疗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手段,其中放疗的声音相对最弱,并且无论是医学专业人员,还是大众,对放疗的认知都相对较少。
三足鼎立,如果有一足薄弱,路走起来就不会平稳。CSCO的初衷是多学科合作,综合治疗,因此,本着对专业人员普及放疗知识的目的,3年前,我们在CSCO设立放射治疗专场,向各位同道介绍放射治疗的进步,以及在肿瘤治疗中如何发挥作用,在临床实践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患者治疗的疗效与收益。3年以来,效果很好,也得到了很多同道的参与和认可。
《肿瘤瞭望》:在刚刚落幕的2017年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STRO)年会上,一项来自中国的放疗研究大放异彩,这就是王绿化教授、陈明教授牵头的HELPER研究,该研究证明了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疗效显著。HELPER研究入选了BEST OF ASTRO 。请您谈一谈该研究中血管靶向治疗联合放疗的作用机制。
陈明教授:放射治疗历史悠久,疗效一直在提高,但还不是很尽如人意。在早期的肺癌当中,放疗的疗效已经很接近外科手术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但在治疗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以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5年生存率一直徘徊在20%左右。因此在同步放化疗变成标准治疗之后,我们又想到了抗血管生成药物,考虑能不能跟放疗再联合一下,把疗效继续往前推进。
在实验室的研究中发现,肿瘤的血管很不正常,导致了乏氧。而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就好像园艺师手中的剪刀一样,可以修剪肿瘤的血管,把那些结构和功能不好的血管剪去,留下了结构和功能相对比较正常的血管,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肿瘤血管的正常化。这种正常化,有一定的时间窗口,大约是使用药物之后几天,在发现这样的现象之后,我和王绿化教授共同担任PI,联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等单位,进行了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研究结果初步表明,比单纯放疗,比化疗联合放疗的疗效有提高的。这个研究目前进入到临床二期,国内外的同行,也在关注这个研究,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同行们一起,启动临床三期研究,把这个研究推向深入,来最终验证它是否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治疗肺癌的标准手段。
《肿瘤瞭望》:请问这项研究的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
王绿化教授:研究设计方面,最大的特点是理念上的改变:新的药物出现后,如何深化临床研究。比如水果,我们首先确定能吃不能吃,确认能吃以后如何深加工,使它的附加值更高?这个“附加值”就是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利益。该项研究中,抗血管生成的药物恩度,是一个上市的药;同步放化疗中使用的化疗药都非常常见,已用了二三十年;放射治疗,除非技术的更新,原理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些常用的方案加在一起,会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为此,我们尝试了临床综合治疗的“深加工”。探索的结果令人感到惊喜,也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在美国的ASTRO上发言,并被收录到BEST OF ASTRO。理念好,结果也好,可行性大,是该项研究的特点。
现在研究进展很快,尤其同步放化疗之后,免疫治疗已看到曙光。但那毕竟是曙光,离我们太远,就像天边的彩霞。而放疗呢?就是身边绽放的玫瑰,可操作性性强,现在就可以用在病人的身上,病人就有可能获益。
我们现在处在II期临床阶段,获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三年生存率47%,也就是说,中位生存期接近36个月,这是当前最好的OS(一般好的研究结果在2年左右),因此值得进一步探索。
《肿瘤瞭望》:血管靶向药物联合可以很好地改善乏氧,提高疗效,那么这种联合治疗的安全性如何?
陈明教授:国外一些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联合化疗和放疗时,都有一定的出血副作用,甚至食管、气管穿孔,因此在联合放疗时,做了29个小细胞肺癌和5个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之后就停下来了。但恩度这个药物,安全性非常好。在我们接触的2个分期试验当中,一项48例,另一项73例,没有发现严重的出血,也没有发生任何一例穿孔,它的副作用在于,有一小部分病人会有心电图上的一些表现,但并没有形成临床方面的症状,也没有对治疗造成严重影响,所以整体是非常安全的。
《肿瘤瞭望》:目前肿瘤治疗领域各项技术都在飞速发展,在放疗方面有哪些新技术或新进展?
夏廷毅教授:放射治疗技术现在主要有3大进展。第一,影像学的肿瘤技术诊断更新,包括磁共振、PET-CT、薄层CT、分子影像等一系列技术,为放疗提供了很好的“卫星”扫描,便于精确地发现肿瘤。第二,现代放疗技术已经能够通过计算机计算剂量、剂量分布,避免正常组织损伤。第三就是精准放疗,能量强度提高——我们现在叫火箭军。
50年前是火炮,打出去乌烟瘴气,云山雾罩,敌人卧倒,看不见目标,这是常规放疗时代。但今天不再如此,一旦暴露、立即摧毁、精确制导、准确打击。
《肿瘤瞭望》:现阶段放射治疗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夏廷毅教授:我们三位都面临同样的现状是:技术很先进,信息不对称,大量的内科外科医生,有自己的专攻、专业以及习惯。我们技术很先进,但是没有资源、病源,没有病源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指南,那么这个恶性循环怎么改变,需要更多的媒体曝光。特别是大量放疗文献的发表,对肿瘤有效性结果的传递。举个例子,脑膜瘤,是一个良性肿瘤,以往认为放疗不能根治。但今天高剂量聚焦的放疗,可以摧毁这一良性肿瘤。但这个简单的概念,大家非要放疗科拿出证据来。我国肺癌早期的病人,我们一年得到的不到5%,如果我们一年能有500例病人,就能很快得到数据,就能引起震动,所以技术的进展还需要医学界对放疗的全面认知。刚才CSCO会议上,美国MD Anderson的教授也提到,美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放疗技术的认知,全社会的理解和接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陈明教授:就夏教授的话题,做一些小小的延伸。CSCO大会有非常多的肿瘤药物方面的支持,也有很多研究,每做一例病人有非常客观经费的支持,但我们放射治疗,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第一个例子,我们放射治疗的靶区,照大一点好还是照小一点好?大的也不给钱,小的也不给钱,非常困难。小细胞肺癌的靶区研究,争论了几十年,又非常关键,做出来的结果应该会被人采纳,大家都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但是不愿意做。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15年了,也没有人做第二个研究,为什么?没有钱,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做,这就是放射治疗的研究现状。
第二个例子,如果比较A药好和B药好,A药也给钱,B药也给钱。但我们研究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癌,放疗的剂量50Gy好还是60Gy好?50Gy也不给钱,60Gy也不给钱,这项研究一点钱都没有。因此,我们的放疗同行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临床研究。我们呼吁CSCO、广大的厂商关注并支持放射治疗的研究,这样才能解决王绿化主委所讲的三大抗肿瘤治疗手段之间的均衡问题。
《肿瘤瞭望》:在放疗的未来发展道路上,在哪些方向需要再加强工作?
王绿化教授:除了放射治疗开展临床研究的难度之外,还有关于放疗整体发展、布局的问题。60%~70%的肿瘤患者,在不同阶段需要做放射治疗,需求很大。根据十几年前WHO提出的推荐,每百万人口需要2~4台加速器,才能基本满足需求,发达国家甚至要求7~10台。但我国每百万人口仅能达到1.42台,尚不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要求。而且这样的设备集中在大的城市,北京、上海,连广州都不多,广东的放射治疗人均占有率仍处于落后阶段,在全国排在倒数第7,很能说明问题。实际上很多三甲医院都没有放射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如何谈起?如何做好放射治疗的合力布局,让患者就近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大病不出县,大病不出市。专家不仅要做专业,还要做卫生政策,这是我们学科迫切需要做的。
专家简介
王绿化,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副主编,《Lung Cancer》等多种杂志编委。从事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多年,具有丰富的肿瘤放射生物学实验研究的经历,在国内最早开展超分割照射的实验和临床研究。主要从事胸部肿瘤临床放射治疗,肺癌和食道癌综合治疗、三维适形放射治疗的临床应用研究。主持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已发表论文一百四十余篇,主编及参编多部肿瘤学著作。
陈明,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浙江省放射肿瘤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和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浙江省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美放射肿瘤协会(SANTRO)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山大学肺癌研究中心副主任,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肺癌与放射生物研究室主任,广东省抗癌协会放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第一完成人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项肺癌研究被NCCN临床指南引用,改写国际标准。致力肺肿瘤和食管肿瘤的放疗和综合治疗,是该领域学术带头人之一。
夏廷毅,全军肿瘤放疗中心主任、空军总医院肿瘤医院院长、放疗科主任。先后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放射肿瘤专委会和北京放射肿瘤专委会主委等职务。从事肿瘤放疗临床工作30年,率先对我国体部伽马刀放射外科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临床应用,独创剂量模式治疗早期肺癌、肝癌和胰腺癌等获得显著疗效,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模式”。同时制定出中国伽马刀技术诊治指南和临床应用规范,有力推动了该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和健康发展。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央保健特殊贡献奖、军队医学科技先进个人、北京医学会放疗领军人物及先进个人等奖项,荣立个人三等功。撰写论文114篇,其中SCI论文26篇,主编及参编专著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