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1月5~12日,第25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22年CSCO学术年会分别在北京、济南、哈尔滨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来自全国各肿瘤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深入研讨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基础上的精准肿瘤学,积极推动学科发展。创新性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及审批,毫无疑问对于提高恶性肿瘤治疗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次大会特设立了CDE(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专场,来自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担任主持,为了更为深入了解该专场的相关内容,《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马军教授,并围绕我国抗肿瘤药物的研发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析。
《肿瘤瞭望》: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在我国化药改良型新药的研发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马军教授:近年来,我国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工作可谓“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血液肿瘤领域的新药更是“层出不穷”地涌现,即便在新冠疫情极其严峻的时期,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仍然审批获准了39个治疗血液或其他恶性肿瘤的新药,主要包括了CAR-T、双特异性抗体、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小分子靶向药等一系列创新型药物,这对于我国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创新工作极为有利。《“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我们需要进一步将恶性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15%,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目标,而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和应用对于恶性肿瘤的治愈可谓至关重要。据统计,2011~2022年之间,我国共有多达数千种抗肿瘤药物正处于研发当中,获批的亦不在少数,随着2015年我国首创的抗血液肿瘤药物西达本胺的获批上市之后,几乎每年至少都有一种首创性新药(first-in-class)获批,研发势头可谓喜人,但需要指出的是,较之于欧美国家而言,我国仍有不小的差距和亟待改善的空间,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种类仍十分匮乏。为此,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提出了“以患者为中心”及“以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中心”的临床试验设计技术指导的两大原则,奠定了抗肿瘤新药研发的基本理念,正是基于以上原则的驱动下,我国在淋巴瘤领域中涌现了诸多的新药(例如CAR-T/双特异性抗体/ADC药物/小分子药物等),而CDE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多项细化的指导原则,毫无疑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方向和基础。医政一家,医药一家,医患一家,正是以上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不断提升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长期生存,进而达到更高目标的临床治愈。
《肿瘤瞭望》:请您介绍一下淋巴瘤领域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研发进展及其优势?
马军教授: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是近十年来非常炙手可热的抗肿瘤药物,随着第一种ADC药物(抗CD33单抗-卡利霉素结合物,GO)获批应用于复发难治CD33+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ADC药物的研发序幕正式拉开。接下来,在淋巴瘤领域中先后涌现了抗CD30的ADC药物Brentuximab vedotin及抗CD22的ADC药物,其中Brentuximab vedotin已经用于治疗复发/难治霍奇金淋巴瘤(r/r-cHL)及CD30阳性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r/r-PTCL),并获得了不俗的疗效,真实世界数据显示,较之于化疗或联合化疗,Brentuximab vedotin起效更快且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此外,最近抗CD79b的ADC药物polatuzumab vedotin即将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复发/难治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r/r-DLBCL)的治疗,目前ADC药物已经成为治疗淋巴瘤等恶性肿瘤的主流药物之一,发挥了不俗的疗效。但需要指出的是,ADC单药治疗难以治愈肿瘤(或许霍奇金淋巴瘤及CD30+间变大B细胞淋巴瘤除外),如果能将ADC药物联合靶向药、化疗及细胞治疗等,或许能达到更高的疗效及生存。总之,我认为ADC药物是未来淋巴瘤治疗的方向之一,但单药无法达到治愈,如何实现最佳的联合治疗策略同样是重点探索的话题,这就有赖于进一步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及真实世界研究,旨在使得淋巴瘤患者达到更好的疗效及长期生存。
《肿瘤瞭望》:加快抗肿瘤新药的上市注册重要性不言而喻,谈一谈血液肿瘤领域已获得进步及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马军教授:事实上,血液恶性肿瘤领域的新药正在不断涌现,主要包括了小分子靶向药(蛋白酶体抑制剂/BCL-2抑制剂/H-DACi/PI3k抑制剂/TKI抑制剂等)、双特异性抗体、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药物治疗(CAR-T/CAR-NK)等,可谓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和进步。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依旧很多,对于我国而言,在抗血液肿瘤新药的研发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①小分子抑制剂和CAR-T细胞治疗是血液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向,但成药率太低,应遵循CDE发布的原则,各方通力协作改善困局;②我国生物医药企业投入研发的成本还是相对较低,应将研发作为发展的源头;③首创性新药(first-in-class)虽然迎来了“春天”,但较之于欧美国家仍需缩小差距,要加大原创型药物的研发力度;④我国血液肿瘤领域的研发团队力量还是相对薄弱,应当不断发展壮大,培养出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最后,相信通过医、政、药、患的多方共同努力,我国势必将迎来新药研发的“春天”,最终走向收获成果的“秋天”,从而为恶性肿瘤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
马军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监事会监事长
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白血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淋巴瘤
专科建设项目专家组组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护理学组名誉顾问
197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留学,一直致力于血液系统的良恶性疾病的诊疗,特别以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享誉业内。1982年在国内首先建立体外多能造血祖细胞培养体系,填补国内空白。自1983年至今应用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序贯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200余例,10年无病生存率85%,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40余部,获国家、省、市科技奖二十项。承担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8项,省、市级科研课题2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