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宋茂民教授的主持下，致辞嘉宾发表了精彩的开场致辞，为学术盛宴拉开了序幕。

 

孙燕院士指出，进入新世纪以后，抗肿瘤药物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2017年正式加入过去只有欧美国家和日本参加的互相承认临床研究数据的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标志着我们进入了新药开发的全球第一梯队。此后，新药开发发展相当迅速，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最近公布的资料显示，自加入ICH以来，我国新药申请已达到600余款，仅2023年上半年就有22种新药获批。在研究开展过程中，很多人才得以成长，过去参与临床试验并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有很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专家，在国际会议上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好声音”，令人欣慰。当然，我们的药物开发还存在一些缺点：第一，真正“first in class”新药还是比较少，跟欧美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相反“me too，me better”较多；第二，互相重复较多，例如PD-1和减肥药都达到20个申请，不可能全部都能够被批准上市；第三，有的中心不重视临床数据的严谨核查，过分依靠CRO或CRA，需要大家共同注意。

 

临床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药物进入医保造福全国人民以及进入诊疗规范。在卫健委的领导下，由CSCO组织制定的常见肿瘤诊疗规范已经达到32种。诊疗规范的定义就是向病人和家属提供最新最好的诊疗选择，这就需要诊疗规范每年都要更新，有的瘤种（如肺癌）诊疗规范甚至更新两次。因此，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非常重要。最后，孙燕院士预祝大会成功召开。

 

程书钧院士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指出，中国肿瘤内科为肿瘤防治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大挑战。程院士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们面临的肿瘤防治形势最严峻之处在哪里。程院士认为，尽管我国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有所提高，但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肿瘤将来的发展趋势是总的肿瘤患者数量依然会升高，可以预测，将来的肿瘤治疗如果仍像现在这种模式，我们恐怕很难应对。第二是肿瘤治疗未来方向在哪里。虽然我们对肿瘤防治的研究已将近200年，基因组学有很大发展，靶向治疗等新治疗方案不断涌现，但我们仍然对肿瘤的根本生命现象了解甚少，也并未真正攻克肿瘤。肿瘤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人的生命衰老现象，目前看来，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肿瘤等这些与衰老相关的慢性病靠药物完全治好很难。从这一角度而言，防治肿瘤最主要的一个是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减少外界的致癌因素，一个是增加内在因素，保持平衡，未来，肿瘤内科医生尤其需更新肿瘤治疗的观念。

 

另外，程院士建议要进一步扩大多学科的概念，肿瘤科大夫的病房里不要只限肿瘤科大夫，应该有其他科的大夫，特别是心理大夫；肿瘤的治疗不要只看肿瘤治疗的当时。患者回家一段时间的治疗极其重要，肿瘤是一种整体性的疾病，肿瘤科医生还要教会患者如何调动宿主抗击疾病的主观能动性。程院士强调，医生要很好地利用临床大数据，现在我们对肿瘤的大数据认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开发。

 

樊挚敏教授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癌症基金会向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并简要介绍了中国癌症基金会。樊教授指出，癌症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严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一大类疾病。中国癌症基金会一直以推动肿瘤防治事业为己任，并非常高兴能够主办这样的盛会，为大家提供学术科研服务。

 

17年来，中国肿瘤内科大会保持和发扬了学科特色和专业水准，会议形式和内容也有了明显变化，在业内的影响不断扩大。他衷心希望大会能够越办越好，作为公益的纽带，慈善的桥梁，为推动我国肿瘤内科防控和治疗的规范化专业化进程，提高肿瘤学术的科研和治疗水平，提高肿瘤防控知识的科学普及和成果转化，尽到我们应当尽到的责任，贡献我们应当贡献的力量，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最后樊教授预祝本届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主席石远凯教授致辞指出，自2007年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第一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以来，中国肿瘤内科大会和中国肿瘤内科共同发展、壮大。这17年来，中国肿瘤内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国产新药的研发能力从“仿”到“创”，实现了质的飞跃。我们的患者从原先用不起国外的进口药品，到现在国产药品大量上市并进入国家医保，患者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医生对肿瘤的治疗水平也越来越高，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这当中有肿瘤内科人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汗水。回顾17年走过的路，收获满满；而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和肿瘤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未来药物研发速度越来越快，质量越来越高，这也给我们的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肿瘤内科大会为同道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分享彼此经验和增进友谊的平台。随着肿瘤内科不断发展、壮大和进步，中国肿瘤内科大会一定会和同道们一同进步、一同前进，共同为中国肿瘤患者提供越来越好的治疗、为中国的研究作出更多贡献。

 

 

随后，大会开启了学术环节。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支修益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协和医院王孟昭教授作题为《非小细胞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改善患者生存是重要目标，但使用新辅助化疗带来的获益有限。目前多项临床试验显示，在早期NSCLC新辅助治疗（CheckMate 816等）、辅助治疗（KEYNOTE-091、IMpower 010等）和围手术期治疗（KEYNOTE-671、AEGEAN和Neotorch等）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展示出了良好的前景。对于早期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临床试验的研究终点，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指标有局限性，主要病理缓解率（MPR）是很有潜力的替代指标，但需要更多MPR与长期总生存（OS）相关性的证据。对于围手术期的免疫治疗，治疗周期、时机、术后维持治疗的时长等问题仍有待更深入地探索。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顾康生教授主持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周爱萍教授作报告《MSS/pMMR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探索之路》。这项报告主要介绍了免疫联合治疗对MSS/pMMR肠癌后线治疗有一定疗效，在一线治疗中也看到有获益人群存在。界定有效患者群体的分子和免疫特征，筛选优势人群是现有免疫治疗手段成功的关键。不同疾病阶段、不同的联合治疗手段，疗效相关因素不一，尚需进一步明确和整合模型。后线联合治疗可能相关的因素包括：肝转移、ctDNA、maxVAF、CNV和TME分型。一线治疗中免疫联合化疗+靶向的疗效相关因素包括：免疫评分，CMS分型。针对耐药机制的精准分子治疗策略有望克服免疫耐受。在围手术期应用免疫治疗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MSS/pMMR肠癌其他的探索方向包括菌群移植、TIL、CART等。

 

在北京协和医院韩晓红教授主持下，北京协和医院巴一教授作报告《食管癌治疗现状与思考》。这项报告主要介绍了多项关于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临床研究，由于ESCC属于免疫获益病种，在免疫联合化疗的基础上联合安罗替尼作为晚期ESCC患者的一线治疗显示出较高的客观缓解率 (ORR为89.3%) ，且安全性可控。术前治疗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个体化治疗模式，免疫治疗使转化及延长保留器官生存期获得实现，仍需对人群精准分析以达到延长生存的目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吴孔明教授作报告《增强PD-L1抗体疗效的研究》。如何提高PD-(L)1抗体的治疗有效率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这项报告介绍了国内双特异性抗体的研发布局和研究成果，其中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AK104在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均优于PD-1单药甚至PD-1+CTLA-4联合疗法的研究数据。吴教授重点分享了他参与的PD-L1/TGF-β双特异性抗体YM101和Y101D的研发历程，这两种药物目前正在多个实体瘤中开展临床研究。

 

石远凯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淋巴瘤个体化治疗体系的创建和应用》。中国原研淋巴瘤治疗新药临床试验已取得显著成果，多个中国原研淋巴瘤治疗新药已进入临床。目前有5种国产PD-1单抗（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替雷利珠单抗、派安普利单抗和赛帕利单抗）已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国产利妥昔单抗和新型抗CD20单抗瑞帕妥单抗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一线治疗中获得良好疗效；在DLBCL后线治疗方面，杰洛利单抗和利妥昔单抗+PD-1抑制剂方案非常有前景；在B细胞淋巴瘤后线治疗方面，报告介绍了奥妥珠单抗、TRS005和IMM0306的最新数据；苯达莫司汀用于惰性B细胞淋巴瘤后线治疗以及艾贝司他用于滤泡性淋巴瘤后线治疗的研究获得良好结果；报告也介绍了西达本胺等药物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数据，以及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的研发成果。中国原研淋巴瘤治疗新药被写入《中国恶性淋巴瘤诊疗规范》和《中国淋巴瘤治疗指南》等文件，改变传统治疗模式，中国淋巴瘤个体化治疗体系逐渐建立，惠及更多患者人群。

 

主会场上午的会议日程进入尾声，石远凯教授在总结致辞中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会议现场，期望大家在此次会议上有所收获，并希望本次会议可以推动肿瘤学的学术交流，进一步促进肿瘤医生诊治水平的提高，更好地造福于肿瘤患者！